打工者的春晚：我们为自己歌唱

建阳

cla献给我国3亿打工者的这场特殊的春晚盛装起航，晚会于1月26日在团中央礼堂录制，将于蛇年春节期间在农林卫视、陕西卫视、中国农林卫视网等多家 媒体集中播出。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电视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全国性春节联欢晚会。由草根歌手、草根导演、草根节目集合而成的原生态表演，呼 唤社会对打工群体更多的关心和关注，成就着人们关于新春最温暖的记忆。歌曲《我要大声唱》的演员来自“木兰花开”文艺队的姐妹们，她们平时都是利用工作之 余排练，但她们真挚的歌声和乐观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。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“这一年里，你是否曾失去了工作？这一年里，搬了多少次家？这一年里，你是否曾被别人驱赶，绝望地站在房子顶上守住自己尊严？这一年你是否老有所依，站在城市的路口，看到的不再只是迷茫？这一年你是否不再害怕这世界，现在是否找到了更多的力量？”舞台上的这群人，衣着朴素，放声唱的是艰辛、漂泊的生活。舞台下的这群人，有的刚放下瓦刀、电锯，有的刚给别人打扫完屋子，有的刚送过盒饭。他们坐在台下，用力拍巴掌，眼睛发亮。这就是2013年1月26日的“打工春晚”录制现场。“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草根春节联欢晚会。这里没有人在表演，满台，我看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。”第二次担任“打工春晚”主持人的崔永元说。一个人，一把吉他，一个琴袋。同样在地下通道卖唱，“西单女孩”走上了央视春晚，而打工的男人许多站上了“打工春晚”，为3亿工友而唱。开头的这首《这一年里》，就是许多改编自陕北民歌《挂红灯》。舞台上，他顶着蓬乱的卷发，胡子也没刮，就一身平时的黑衬衫、牛仔裤。没有化妆，没有戏服。但他吼出的歌词，让台下农民工高声叫起：“好！”与生活的战斗开始于许多的18岁，持续至今。18岁，他高中毕业。与老家浙江海宁的商业气息格格不入，他想着逃离。“找不到存在的价值，内心有很多想表达的，对世界的愤怒，对生命的呐喊。”他疯狂地迷上了摇滚乐。1999年，许多来到了北京一所被称为“中国地下摇滚乐的摇篮”的音乐学校。“里面的人都奇装异服，感觉还行，就在那里学吉他。”人生的第一把吉他，是他用了380多个日夜才“分期付款”买到的。那一年多，许多不停地打零工、发广告、送水、打扫宿舍，才凑齐了2000多元。同样18岁到北京闯荡的，是这台“打工春晚”的总导演王德志。1995年，瘦瘦的少年王德志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来到首都的火车站，“哪有什么行李，就带几件衣服”。当时的他绝想不到，央视名嘴崔永元有一天会念着他写的“打工春晚”主持词。刚下火车，他就对自己说：“我要上春晚！”“那时也是逼的。家里穷，没办法。我想的是一举成名天下知，赚更多的钱，把日子过好。”小学没毕业的他，带着自创的相声段子，被挡在了中央电视台门外。那时，门内的崔永元已经凭借《东方时空》小有名气。10多年后，两人却在“打工春晚”相遇。两年后，许多背着吉他，离开了学校。地下通道卖唱成了他维持生活的方式。“跟‘西单女孩’不一样的是，我卖唱时不别麦克风，就只是扯着嗓子唱。” 前几次，许多还会感觉不好意思，“打开琴袋摆弄时，也觉得跟乞讨一样。真正开始唱，陌生的人流走来走去，感觉就像和整个世界怒吼。” 他唱许巍的歌，也唱自己写的歌。青春、流浪、热血是不变的主题。“那时就想做个摇滚青年。”每天，他都计算好房租、伙食、电费，以此来决定卖唱的时间。城管是他的“天敌”。“会有人专门在上面放哨，城管一来，马上就撤，但也有被逮住的时候。警察一开始不来罚，看钱挣得差不多了，就把你罚了。”罚款时，他甚至会告诉警察：“你说的那些条例我都知道，我也做过两年协警。”王德志没有放弃。他在央视旁边的一家餐馆打杂工，刷碗、端盘子、送菜，每月工资300元。“我觉得那是在卧薪尝胆，我总有一天会进去的。”他根本租不起房，那些他每天擦过的桌子，到了夜间就是他的床。“客人走了，桌子凳子一拼，就睡在上面。” 跟他一起打工的都这样，睡觉还抢被子。早上，眼睛一睁，就得干活。“生活就是工作，工作就是生活。”这样过了两年，王德志换了七八家餐厅，位置离央视也越来越远。最终，他逃离了这种“整天耗在里面，没有学习时间和机会”的生活，来到一家面包厂。“那时随便找了个厂，也是没办法了，再找不到活就要在城市流浪了。”王德志在面包厂待了1年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从刷箱子开始，后来进了车间，当上了库管。白天，他每天和面70多袋，到了晚上，又跑去夜校，接受相声培训。“我没学历、没背景、没特长，就只有点幽默细胞，将来的饭碗就是嘴皮子。”当时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，“还是比较自我的状态，也没有认可自己是劳动者、打工者的身份。”许多说。直到他们加入了一支队伍，改变到来了。2001年前后，许多和王德志遇到了同为打工者的孙恒。3个人组成了“打工青年文艺队”，也就是现在“新工人艺术团”。加入后，许多创作的第一首歌是《打工号子》。“十几年来，我写了多少歌？”许多已经记不清了。在地下通道对世界呐喊的歌，他一句歌词都不记得了，但《打工号子》却始终记得很清晰。他唱道：“我们进城来打工，挺起胸膛把活干，谁也不比谁高贵，我们来唱自己的歌！”夜晚在屋里睡觉的许多，还要随时担心联防队“袭击”。睡前他让房东把门从外面锁上，晚上不敢开灯，要“制造一种屋内没人的假象”。门外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能随时让许多“心提到嗓子眼儿”，“一点安全感都没有”。整个晚上，他们经常惊醒，仔细倾听屋外的声音。只有东方泛起了鱼肚白，一颗心才放下来。“鲜活的生活对你的冲击，形成了很朴素的价值观，就是对劳动的认同。”许多、王德志、孙恒开始关注打工者的命运、打工者对城市的真实感受。“打工的人在城里混饭吃都不容易，对未来都很迷茫。城市对我们又不友好。这些都是打工者实际看到、感受到的。”王德志说。那一年，北京申奥成功。他们在大街上得知这个消息，也跟着欢呼，甚至高兴得“喝了点小酒”。但忽然到来的警察联防队让他们惊慌失色，立刻逃离了。“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是不是要查你的暂住证。那时收容遣送制度还很严，如果真被查到，可能要把你送回去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警察动手之前逃开。”这只是无数次惊怕中的一次，“也是在外打工者的痛苦”。“打工的人都一样，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，慢慢认同到自己就是劳动者，有了一种立场。”“东城干过饭馆，西城修过水管，海淀跑过广告，朝阳吹过小号，宣武掏过下水道！”他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了相声的顺口溜，这总能让台下2000多名打工者捧腹大笑。他们尝试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视角，对世界做出表达。漂泊、驱赶、尊严、打工，成了创作的新主题。《北京爱情故事》捧红了《北京，北京》，许多也有自己的《北京，北京》。那时，他遇到了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。这个人到劳动局投诉，但因为没有签合同，不被受理。他去过全国很多地方打工，把经历写成了自传，书稿却被自称教授的人骗走。走投无路的他，只能一直蹲在马路边。许多把他的遭遇写成了《北京，北京》：“北京好大好大、好冷好冷，北京没有我的家……”带着这些歌，许多来到建筑工地，每周都去工地为工人演出。“歌曲开始跟工人的生活相关，共鸣就更大了。”“我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这是许多创作的《冬天冷冰冰》的歌词，也是他们的愿望。而王德志，把许多的故事编成了相声《“多哥”的故事》，也登上了2013年打工春晚的舞台。他们的相声台布上绣着三个大黄字：“德曰社”。“郭德纲有个德云社，我们有个德曰社，云和曰同一意思。我们不叫德日社，跟日本没有关系。”不管说什么相声，王德志总会来个这样的开场白。虽然说的相声已烂熟于心，但每次演出，王德志都相当卖力。“我们不是那些大牌演员，是在为与我们有同样处境、同样情感和生活经历的人服务，彼此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。”他记得一个深冬的夜晚，21点。王德志他们演出完了，建筑工地的工友们却没有散。有人走上来，对着王德志他们连说几声：“谢谢！”有的人帮他们抬道具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有的人一直坐在那堆建筑材料上，看着他们，直到离开。“工友们很害羞，不会说那些客套的话，但这些很细微的动作或很普通的言语，都让我们很感动。其实，从他们的眼睛里都能看到，他们从我们的演出中找到了共鸣。”在“打工春晚”上，王德志换下相声演员的西服，演起了地下通道里卖光碟的小贩。这也是他自编自演的小品。当他们自然地捡起地上的饮料瓶盖，看看“中奖了没”，台下是一阵会心的笑声。“在‘打工春晚’上，劳动者是主体，我们能说出自己的心声，展现自己的精神文化。”“打工春晚”的发起创办方——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。跟许多和王德志相比，姜国良是外出打工最早，也是去的地方最多的。1992年，16岁的姜国良初中毕业，就离家了。他在一家县剧团打零工，抬箱子、搬器材、做海报。剧团只提供伙食，没有工资。他只能以舞台为床。跟着剧团到全国各地演出，每两天就会换一个地方，这意味着姜国良每两天要换张床，换个“家”。 “新疆、西藏、湖南、湖 北……什么样的地方就有什么样的剧场，这些我都很清楚。”姜国良到每个地方，都能根据这里的富裕程度，知道今晚要睡的舞台是水泥的还是木板的，简陋的还是 豪华的。2000年，姜国良来到北京。他毫无悬念地成为“北漂”打工族，靠卖IP电话卡为生。他每天早上7点出发，晚上8点多才回到住处。他坐着公交车到处跑，随便跳下车，逮谁就问：“买不买IP卡？我这个卡很实惠！”“有时跑到远郊区，两只脚全是疱。累到躺在床上压根起不来，就不想出去，但马上就要没钱吃饭了，又不得不继续。”1年的时间，姜国良双脚的泡就没下去过。同样在2001年，姜国良成了打工青年文艺队的鼓手，“总算干上自己的本行了”。他现在主要负责同心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互惠公益商店，向外界募捐衣物，再以低价卖给当地工人。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，一家四口都在北京，但姜国良觉得自己一直在漂。“这座城市把我们当成过客，我们没有归属感，希望找到家。”在“打工春晚”的舞台上，他唱出了自己写词谱曲的《蒲公英》：“新的生活就在你落下的那一刻起。一阵风出来，被吹走了，你们的家到底在哪里……”穿红T恤衫的伴舞女子中，就有他当老师的妻子。蹲在最前面的小男孩，正是他读一年级的儿子。2012年，他们工作、就读的同心农民工子女学校被列入拆迁名单，本报曾作报道。崔永元等名人联名上书教育部，学校才最终得以保留。“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性保护政策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把我们排除在外。”姜国良说，“同心学校差点被拆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对于这样一座打工子弟学校，当地不仅不保护，还要取缔。”“工友每天都很忙，很难客观地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，也不能理解和赞美自己。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他们跳出来看自己的生活，这样能给大家一些启迪和触动。”这一理念和追求贯穿在他们所有人的演出中。去年，“打工春晚”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社区剧场的小舞台上首次亮相。没有闪光灯、照明灯的工地，他们去过；皮村那个寒冷、破旧的剧场，他们去过；这一次，走上团中央大礼堂绚丽的舞台，他们并没有很兴奋。“3亿打工群体是城市化过程中主要的生力军、建设者，本来就应该站在更高更好的舞台上。付出这么多劳动，没有更大更好的舞台，就是缺失。”王德志说。在彩排时，他攥着话筒，紧张地注视着舞台上下的动向。作为晚会总导演，又刚刚做了父亲，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好觉。“说是总导演，其实我也就是个演员，也是个打工者。”他笑着重复一遍，“打工的演员。”孙恒说，这台献给中国3亿打工者的晚会，与其他所有晚会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演员和观众的“真诚”。每位演员脸上都有难以掩饰的兴奋与羞涩。家政女工扎着蓝花布围裙，上台演起了三句半，却紧张得忘了词。而观众不约而同地，趁着空当为她热烈鼓掌。本报曾报道的“打工妹好声音”木兰社区文艺队也登上了“打工春晚”。她们的歌声并不是天籁，却响亮有力：“我要大声唱歌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。我要大声唱歌，要让世界听到我们说！”然而她们“让世界听到”的愿望却很渺小：“我不想再漂泊，想要稳定的生活，我想有个人一起挡风雨，不想孩子回老家读初中……”崔永元在幕后听到这首歌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“这么朴素的愿望，我们目前却一个也不能解决，真是让人心酸。” 紧接着木兰文艺队登场的小香玉，是整场晚会中为数不多的专业演员之一。她为全场女工演唱了最著名的豫剧选段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。崔永元邀请到她，没有打电话，甚至连短信也没发一条。这位47岁的国家一级演员，是在崔永元的微博上看到“打工春晚”招演员，主动赶来参演。她在台上说：“所有人的演出特别打动我，所以我今天特别紧张，也是最近唱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最给力的一次！”“在他们的舞台上，我看到文化不再是‘盛世欢歌’，不需要华丽的制作，也不需要‘领掌’。文化可以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，是一种坚强，是一种团结，它可以迸发出一种促进改变社会的力量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卫说，她长期关注和研究打工文化。王德志去央视春晚的梦已经越来越远，被他自己淡忘了。就连带去央视的作品，名字也不记得了。如今，站在自己办的“打工春晚”上，他实现了自己的“春晚梦”。“这种转变，其实是从个人精英价值观转变到群体价值观。工友们有很多诉求和想法需要表达，‘打工春晚’是一个表达途径。我们在为自己发言。”他在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两个孩子。在皮村20平方米的屋子里，放了800多本书，大多是王德志从废品站淘回来的，文史哲类书居多。读书成了王德志的一大爱好。“他知道的东西可多了。”妻子略带自豪地评价。“经历过那些事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”王德志不再觉得打工的生活艰辛。“生活就是一场战斗”，这是刻在许多、孙恒吉他上的字。除了演出，他们也做图书借阅、法律知识普及。“在工地，一本书或一张报纸，哪怕是很旧的，工友们都会传着看。有很多人不懂法律知识，被拖欠工资，却没法维权。大家有这样的需求，我们就去做。”春晚结束了，生活在继续，战斗在继续。(中国青年报)/